一、全球 CBDC 实践的核心悖论：金融稳定与创新的两难博弈

（一）防御性设计：传统银行体系的 “防火墙” 构建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超过 130 个货币当局投身于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探索，这本是顺应时代的金融创新之举，却陷入了一个棘手的悖论之中：如何在推出数字货币的同时，确保传统银行体系的稳定？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对 “金融脱媒” 的深切担忧。一旦央行直接向公众提供安全便捷的数字法币，公众很可能会将商业银行的存款转移至央行数字货币账户，进而导致商业银行存款流失，严重冲击其信贷创造功能。

以欧洲央行为例，为了防止数字欧元对银行存款造成过大冲击，其计划对数字欧元设置个人钱包 2000 欧元、企业钱包 5 万欧元的持有上限。这一举措旨在避免数字欧元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无风险价值储存工具，从而减少公众将银行存款转换为数字欧元的可能性，以此维护银行存款的稳定性。日本央行也有着类似的担忧，明确警示若零售 CBDC 具备计息或高流动性等特征，可能会引发类似于 “银行挤兑” 的资金大规模转移现象。因此，日本央行将零售 CBDC 严格限定为不计息的 “数字现金”（M0），以降低其对银行存款的吸引力。

这些防御性设计的底层逻辑，都是试图通过抑制 CBDC 的资产属性，来维持商业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核心地位。它们就像是为传统银行体系筑起的一道道 “防火墙”，试图将 CBDC 可能带来的冲击挡在墙外。

（二）功能与目标背离：防御性措施的隐性代价

然而，这些看似安全的防御性措施，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隐性代价，导致 CBDC 的功能与目标出现了严重的背离。将零售 CBDC 局限于支付工具的定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金融稳定，但却使得其在推广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陷入了 “激励缺失” 的困境。

欧洲央行内部研究显示，如果数字欧元仅仅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存在，其用户活跃度将比传统电子钱包低 30%-40%。这是因为，在缺乏利息收益的情况下，用户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频繁使用数字欧元。对于银行来说，由于数字欧元的推广无法为其带来实际的管理收益权，它们也缺乏积极性去主动推广数字欧元。日本央行的试点数据同样表明，不计息的 CBDC 在零售场景中的渗透率极低，经过三年的努力，仅达到 12%，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

这种 “安全但低效” 的设计，本质上是将 CBDC 视为传统货币体系的一个 “补丁”，只是在现有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小修小补，而没有真正将其作为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系统性创新。它虽然暂时维护了传统银行体系的稳定，却也限制了 CBDC 在推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等方面的潜力，使得 CBDC 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数字人民币 2.0：重构货币债权关系的制度创新

（一）从 “体外循环” 到 “体内血液”：货币属性的范式转换

在全球 CBDC 探索陷入困境之际，数字人民币 2.0 的出现犹如一道曙光，为数字货币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2026 年 1 月 1 日，随着央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民币管理服务体系和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方案》的正式落地，数字人民币正式从 “数字现金 1.0” 迈入 “数字存款货币 2.0” 时代。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属性从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转变为具有商业银行负债属性的法定货币，用户持有的数字人民币不再是央行直接负债，而是由商业银行托管的 “计息存款货币”（纳入 M1 统计口径） 。

数字人民币 2.0 采用 “双层运营 + 账户松耦合” 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央行负责向作为指定运营机构的商业银行发行数字人民币并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指定运营机构及相关商业机构负责向社会公众提供数字人民币兑换和流通服务。商业银行对数字人民币存款拥有管理权和收益权，可将其纳入资产负债表进行流动性管理。这一设计堪称神来之笔，它巧妙地将数字人民币从可能冲击银行的 “体外循环” 工具，转化为深度融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 “体内血液”。

从实际数据来看，截至 2025 年 11 月末，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交易 34.8 亿笔，累计交易金额达 16.7 万亿元，已经形成了覆盖线上线下、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在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而在数字人民币 2.0 时代，随着商业银行推广动机从 “被动履责” 转向 “主动运营”，这一数据有望迎来更加爆发式的增长。

（二）混合形态的制度优势：主权信用与效率工具的融合

数字人民币 2.0 因其计息和银行运营的特征，与商业银行推动的代币化存款有着几分相似之处。代币化存款是银行存款在区块链上的数字化凭证，例如摩根大通的 JPM Coin，其旨在提升机构间结算效率。然而，这种相似仅仅停留在表象，二者在信用根基与战略层级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数字人民币 2.0 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混合形态，它吸收了代币化存款的效率外观，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快速、便捷的结算功能，但其内核却是完整的国家主权货币信用。代币化存款的信用与其发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深度绑定，一旦发行银行出现财务危机，代币化存款的价值将受到严重影响。而数字人民币 2.0 以国家主权为背书，拥有国家信用的强大支撑，具备最高等级的信用安全性。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的报告指出，这种由国家信用支撑、具备可编程性的数字货币，为构建 “区块链 + 数字资产” 的双平台模式提供了核心支点。通过智能合约，数字人民币可以实现资金流向的精准调控，例如在定向货币政策传导中，能够确保资金准确地流向目标领域和企业，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依托国家信用保障结算最终性，解决了传统代币化资产的信用分层问题，使得数字人民币在交易过程中更加安全、可靠。

三、付息数字人民币对香港数字金融生态的战略赋能

（一）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 “流量 - 存量” 转化加速器

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付息数字人民币的出现，为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成为了推动资金池 “流量 - 存量” 转化的关键加速器。

在基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的跨境支付网络中，数字人民币展现出了强大的支付优势，目前其交易占比已超 95%，这一数据充分彰显了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广泛应用和重要地位。然而，此前由于数字人民币不计息，它在跨境支付中仅仅充当了一种快速流转的媒介。企业为了减少资金占用成本，往往会在完成交易后迅速将数字人民币结算，导致资金在香港的滞留时间极短，平均仅为 2.3 小时。

但随着付息政策的实施，这一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数字人民币具备了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竞争的属性，跨国企业财资中心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开始将数字人民币作为一种生息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它们更愿意将数字人民币更长时间地驻留在香港的合规体系内，以获取稳定的利息收益。据专业预测，实施付息政策后，资金平均滞留时间有望延长至 72 小时，这将极大地增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的稳定性。

香港金融管理局经过深入测算显示，若付息数字人民币在离岸市场的渗透率能够达到 20%，将带动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年增 15%-20%。这一增长幅度不仅能够进一步扩大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规模，还将深化其资金池的内涵，提升其在全球离岸人民币市场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从而更加稳固地巩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

（二）代币化资产发行的 “信用锚” 升级

在全球金融市场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香港积极响应，大力推动债券、私募基金等资产的代币化业务，致力于打造国际数字资产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结算货币的信用等级成为了影响资产代币化业务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付息数字人民币的出现，恰好为香港代币化资产发行提供了 “信用锚” 升级的绝佳机遇。

在货银对付（DvP）结算中，结算货币的信用等级与产品的风险定价和市场接受度密切相关。如果结算货币的信用等级较低，那么投资者在进行交易时就会面临更高的风险，从而导致产品的风险定价上升，市场接受度下降。而付息数字人民币作为国家主权货币，以国家信用为坚实背书，其信用等级显著高于任何单一银行的代币化存款。这使得数字人民币在作为代币化资产发行与结算货币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以香港金融管理局的 “Ensemble” 项目为例，该项目旨在探索代币化存款的互通，推动金融交易效率和透明度的提升。数字人民币 2.0 的出现，为该项目提供了更高层级的结算资产接入选项。通过智能合约，数字人民币可以实现债券派息流程的自动化执行，从债券派息到税收扣缴，再到收益分配，全流程一气呵成。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结算效率，预计可将结算效率提升 40% 以上，还能有效降低操作风险，将操作风险降低 60%。

这种 “高信用 + 可编程” 的特性，为香港发展绿色债券、数字资产投资基金等高端产品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在绿色债券发行方面，数字人民币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确保资金流向符合绿色标准的项目，实现资金的精准投放和监管，推动香港绿色金融的发展。在数字资产投资基金领域，数字人民币的高信用等级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促进数字资产投资基金市场的繁荣。

（三）金融科技 “沙盒” 的创新催化剂

香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普通法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成为了数字人民币创新应用的理想试验场，宛如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金融科技 “沙盒”。而付息数字人民币的到来，就像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这个 “沙盒” 中激起了层层创新的涟漪，成为了金融科技发展的强大创新催化剂。

随着数字人民币成为银行可经营的生息负债，围绕其展开的金融服务创新如雨后春笋般加速涌现。首先，“数字人民币 + 虚拟资产” 合规网关的开发，为投资者打开了一扇新的投资大门。它允许合格投资者通过数字钱包安全接入香港持牌虚拟资产交易所，实现了数字人民币与虚拟资产市场的有效连接，拓展了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和投资渠道。

基于计息特性的结构化理财产品也应运而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投资选择。例如，“固定利率 + 区块链资产挂钩” 的混合型存款，这种理财产品将传统的固定利率与新兴的区块链资产相结合，既满足了投资者对稳定收益的需求，又让他们能够分享区块链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

智能合约驱动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同样大放异彩。通过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供应链金融中的融资资金能够实现定向流转，确保资金准确地流向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一个服装供应链中，面料供应商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向服装制造商提供融资，当服装制造商完成生产并交付产品后，数字人民币会自动按照合约约定的条件进行支付，实现了供应链金融的自动化和高效化。

这些创新不仅提升了香港金融科技的全球竞争力，使其在金融科技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更推动了香港从传统的 “金融通道” 向 “规则制定者” 的角色转型。香港可以凭借这些创新成果，在全球数字金融的产品设计与规则制定中占据先机，引领数字金融发展的潮流。

（四）与 “数码港元” 的差异化协同战略

在数字金融的大棋盘上，香港的 “数码港元” 和付息数字人民币 2.0 就像是两颗各具特色的棋子，它们虽然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推动数字金融的发展，但在功能定位和应用场景上却有着明确的分工，形成了一种互补互利的差异化协同战略。

香港的 “数码港元” 将重点聚焦于批发型 CBDC，主要服务于金融机构间的大额结算与资本市场交易。在金融机构间的大额资金转账中，数码港元可以实现快速、高效的结算，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而付息数字人民币 2.0 则深耕于零售支付、贸易融资等跨境场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便捷、安全的支付和融资服务。

在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中，这种协同效应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企业在零售端的交易中，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 2.0 完成实时结算，满足消费者对便捷支付的需求；而在银行间的批量清算环节，则可以借助数码港元进行高效处理，确保清算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这种 “微观支付便捷性” 与 “宏观清算效率” 的统一，使得香港在数字金融领域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这种协同模式对于香港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既能让香港巩固本地金融基础设施，提升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效率，又能强化香港作为 “中国与全球数字金融连接枢纽” 的战略定位，促进中国与全球数字金融的交流与合作。在未来的数字金融发展中，“数码港元” 和数字人民币 2.0 将携手共进，共同推动香港数字金融生态的繁荣发展 。

四、结语：从防御到重构 ——CBDC 的范式革命

数字人民币 2.0 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全球央行数字货币（CBDC）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理念，重新定义了 CBDC 的功能定位。不再仅仅是传统货币体系的一个 “安全副本”，简单地模仿和复制传统货币的功能，而是通过一系列大胆且富有前瞻性的制度创新，构建起了一个 “央行 - 商业银行 - 市场” 的新型协作生态。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央行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的核心作用，制定规则，把控方向；商业银行则凭借其广泛的服务网络和专业的金融服务能力，积极参与数字人民币的运营和推广，实现了从被动执行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角色转变；市场主体更是在数字人民币带来的创新机遇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活力，推动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不断创新。

这种将国家信用、市场激励与技术效率深度融合的模式，为全球 CBDC 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 “中国方案”。它不再局限于对传统银行体系的防御性修补，而是从根本上对整个货币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在香港这个独特的地缘与制度环境中，付息数字人民币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战略升维。它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支付工具，而是逐渐演变为数字金融生态的 “基础设施货币”。通过增强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功能、提升代币化资产发行的信用等级、激发金融科技的创新活力以及与 “数码港元” 形成差异化协同，数字人民币在香港数字金融生态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影响也必将超越技术层面，为全球货币治理体系的重塑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随着数字人民币在香港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应用不断深化，它有望成为推动全球货币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变量，引领全球数字金融朝着更加高效、公平、安全的方向发展 。